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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伤逝情怀成因初探_国学教育

《世说新语》:伤逝情怀成因初探_国学教育

仁人志士对生命流逝之悲由来已久,自诗人屈原擎端,屈原既有内美,又重修能,他的《离骚》的叹息,是历史的责任感与时间(生命)的紧迫感,形成的深沉忧患意识。伤己与伤天下构成其诗歌的内核,对浊世的揭露,对楚王昏惑的指责,对群小谗邪的痛斥中闪耀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对比屈原所处的浑浊的社会历史环境,显而易见,它与中古时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环境相似。

2.1魏晋南北朝时期黑暗的政治、悲惨的社会

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充满杀气,这种时代基调又因士人的政治处境而染上了悲剧的色彩。许多上层知识分子遭遇杀身之祸。回首那岁月,一种朝不虑夕的生命危机感以一种无法克服的姿态,横亘于士人的生命道路上。他们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之须臾,对于生命本体表现出一种深切的终极关怀。

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曾间断这种时光匆匆、生命难持的悲叹,生存与死亡是人类自生命觉醒后最先遇到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难以解脱、难以洞察的问题。A孔子发出“逝者如斯夫”之叹后,庄子又把人生喻为“白驹之过隙”,此后生存与死亡便成了士人们希望回避,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生命话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在动荡纷扰、性命如蚁的社会中的忧生之嗟,几乎见于每个士人笔端,这是其余朝代所不曾有的。从社会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的文学土壤中士人们生的无奈与死的悲哀所致,即所谓“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自魏及晋,且不论战乱,仅权力集团便大屠士子,使祢衡、孔融、嵇康、二陆、刘琨等一代名士均死于非命。亲历了繁华转瞬即空,目睹了生命纷纷夭折,士人中弥漫着凶祸难料、人生无常的悲戚。这种时代悲剧,使生命在苦难中挣扎浮沉,并外化为一种忧生之嗟。人的生命意识,究其实质,是人源于对生命的有限性的体认而激发的一种生命情感。在魏晋南北朝文坛,最令人瞩目的是充斥于散文中的一种深沉的迁逝感。陆机《文赋》开篇即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人的生命本就是极为有限的,一切事业都须在生命内完成,在生命外开花;都须在时间内完成,在时间外开花。生命不过是惊鸿一瞥,这已足以令人心悸了。因而,自然万物的迁逝成了生命迁逝的无法逃避的巨大背景,一切自然物的迁逝都成了生命迁逝的象征。

2.2魏晋文天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建安以后,人们更为大胆地向封建伦理道德发出挑战,置政治、社会的功利目的于不顾,去追求属于个人生命的真实的喜怒哀乐,爱己之所爱,恨己之所恨,悲己之所悲,当笑则笑,当哭则哭,任性而行,任情而行,绝不矫揉造作。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儒、释、道竞相争长,清谈之风长盛不衰,在统治专制的顽石下,掀起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洪流,以“自然”作为最高的法则,把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作为最终的追求,不以礼法所束,任真放诞。

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山涛“介然不群”,阮籍“任情不羁”,嵇康“高亮任性”,刘伶“放情肆志”,向秀“清悟有远识”,阮咸“任达不拘”,王戎“短小任率,不修威仪”,他们喝酒玄谈,放浪形骸,不受任何约束,不承认一切传统的礼节。竹林七贤的刘伶,见客时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客人非常生气,责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他回答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要进到我的裤子里来?”

王瑶先生说:“‘任达’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但实在是不得以才如此的,他们不但对现实不满,对别人不满,即对自己也不满。”

《世说新语·任诞篇》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日:‘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注引《竹林七贤论》日:“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正是未识其“所以为达”,不知其找不到出路和办法的内心苦闷,而只以饮酒狂放为高,阮籍自己不愿意,他对自己的行为也并不满意,并不希望人效法,不过只好如此而已。嵇康也是这样,看他《家诫》一文中所写的应该遵守的行为规矩,和他自己简直全不相像。对于饮酒,《家诫》云:“不需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请勿逆也。见醉醺醺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由上可见,阮、嵇实在是竹林名士最好的代表,不仅他们在文学艺术上造就大,而且他们也的确明了他们之所以为达。他们不愿如此,而又不得不如此。所以竹林名士的终日酣畅,实在也是一种麻醉性的逃避方法。

魏晋士人就是这样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拒绝,这是一种人生姿态,既不能逃避这个世界,又不会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造成一种人生姿态的尴尬与困扰,因此,他们将伤己之情寓于伤逝情怀之中,在放诞的行为里淋漓表达。

2.3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意义的脆弱心理是形成中古时期伤逝情怀的内在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豪(LrvingHowe)认为:“对于历代知识分子来说,超然和介入的冲突一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有时甚至成为痛苦的根源。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它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总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种自我实现的人格理想几乎浓缩了中国文人所关心的各个层面,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决定了文人的悲剧命运。”中国文人在儒家积极人世观点的教育熏陶下,形成了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共识,将其作为自我人生价值实现的渠道,且不论在政治不稳定的朝代,有多少有学识的文人落拓不得志,潦倒终生,即便是在相对而言政治开明的强盛唐朝,许多文人依然无法进入朝野而倍感一生孤苦。中国的政治特点是讲究门第,即使统治阶级采取对寒门子弟、平民百姓进人朝野相对有益的科举制度来“广纳贤才”,实际上,大多数出生卑微的贤士最终也无法进入皇权核心,政治上也很难得意。因此,中国文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与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往往是相冲突的,从而造成了中国文人的一种脆弱的心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在于宗族的血统。

生逢乱世,加之以门阀制度,朝不保夕的士人们意识到人的穷达并不在于个人的才学和能力,这使士人的政治处境更染上了悲剧的色彩,使他们本就脆弱的灵魂更无处可逃,因而对生命意识更加敏感,致使他们只有在感伤生命易逝、寻找自我意识的同时在伤己中稍稍释放自己深深的愁郁。


从《世说新语》解读中古文人的伤逝情怀

1.悲怆的美丽

2.伤逝情怀成因初探

2.1魏晋南北朝时期黑暗的政治、悲惨的社会

2.2魏晋文天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2.3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意义的脆弱心理是形成中古时期伤逝情怀的内在原因

3.伤逝情怀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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