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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_国学教育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较早而重要的笔记小说体,其内容主要涉及汉末至东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逸闻趣事和玄虚清谈,故亦可称之为是一部反映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而透过潇洒风流的名人士子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魏晋士人们的狂狷、任诞等诸种荒唐之举,我们发现这其中更浸渍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悲哀、苦痛和血泪,他们是在悬崖边上痛苦挣扎着的灵魂,他们以其独特的言行风貌向世人委曲地道出了心声。

关键词:《世说新语》体能教育知识分子体能教育困境体能教育失落体能教育抗争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动荡不安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整个社会时常笼罩在恐怖肃杀的气氛之下。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作为社会文化界精英和思想界领袖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的冲击尤为强烈。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世族文人,先是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接着是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利之争,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爆发了“八王之乱”,许多文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中而遭到杀戮。在接连遭受了几次惨烈的打击之后,知识分子深刻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和世情的险恶,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生存困境中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追求。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照和个体生命的极度张扬,并由此形成了为无数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但也正如古往今来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魏晋风度不过是表面看起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着巨大的痛苦、抑郁和悲哀。下文将撷取《世说新语》中世族名士的几个生活片段来解读魏晋士人的悲剧人生,进而了解那个人的自觉的时代。

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_国学教育

一、从赏誉篇透视魏晋士人的内省式的精神世界

治国平天下本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天职,但时局的动乱、世情的险恶已容不得他们随意插手政治,甚至他们为求得保身不得不对此退避三舍。于是,这些在现实政治中战战兢兢、无法立足的文人士子们,暂时放弃了他们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豪情壮志,而把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对自我人生的追求和关照上。从赏誉篇中所记来看,率真质朴、闲适清高、简约旷达、宁静淡泊等品性成为了时人品评关注的焦点,如: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这里,王戎以未经雕饰的“璞玉浑金”来比喻山涛品地的率真、质朴,此间真意,尽在其中。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这句话的意思是:“剥去他的皮,体内也全是真诚的。”真可谓至真至诚!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体能教育这里,“省率”“胸中无宿物”即是对庾统品性直率和心无芥蒂的认同。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豫”即欢乐闲适的意思。

庾公目中朗:“神气融散,差如得上。”体能教育“神气融散”即“神情气质和达闲适。”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意思是:武元夏品评裴楷、王戎说:“戎崇尚简约,楷清明通达。”

谢动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清通简畅”即清明通达简约畅快之意。

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意思是:世人品评谢尚是“美好通达的人。”阮孚说:“谢尚清高畅快,象是旷达的人。”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穆少”指的就是宁静淡泊之意。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举。从当时人们对魏晋士子名流个体品性的关注来看,更多的士子文人已经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开始向自我的人生回归:他们不再热衷于追逐尘世间的虚名浮利,他们追求的是个体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超脱;他们流露出的是向人类自然本性的迁移;他们试图放下负累,回到人生的原生态,释放个体生命内心深处最朴实无华的性情。

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_国学教育

二、从栖逸篇窥测部分士人的艰难生存状态

时局的动乱、政局的不稳和权力争夺的残酷性让更多士人看清了世道的黑暗及他们的渺小和无助,于是,避官隐逸成为了众多士人的选择。如苏门隐者,如道士孙登,他们都是隐居山林之士。栖逸篇中还记载了一则“二隐分道”的小故事: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浔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坚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

翟道渊、周子南二人本来有着共同的志趣,是一起避世隐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周经不住庾太尉的反复劝说,出山做官了。而翟的隐逸心志却由此更加坚决。并且周再来探望他的时候,翟便不再同周说话,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说他故作清高也罢,说他自命不凡也罢,但正是他的这份此志弥坚赢得了我们的敬佩之情!

比翟道渊更加坚决的便是嵇康了。《世说新语》中是这样记载的: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嵇康是竹林七贤之一。而作为曹魏皇室的姻亲(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不管是出于他的个人情感,还是从他作为传统士人的忠君思想来看,他同司马氏在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但由于他是当时世所称道的竹林名士集团的首领,在知识分子士大夫中的影响很大,因此便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笼络的对象。特别是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昭谋弑魏帝曹髦之后,为了掩盖其弑君的恶名,急需舆论的支持。于是司马昭就请嵇康的好友山涛出面,以山涛将转迁散骑侍郎而吏部郎出缺为由,推荐嵇康出任吏部郎,这就把嵇康推向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当权者的威逼利诱,一方面是朋友情谊和个体独立人格的矛盾斗争。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违背心志接受官职,那么其傲世独立的人格将受到压抑和束缚;要么就拒绝引荐,等待命运的裁决,因为拒绝就意味着他公然打起了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旗号。而在当时看来,司马氏篡位代祚早已成为定局,但尽管如此,秉性刚直的嵇康由于深恶司马氏的残暴虚伪,不仅没有接受山涛的举荐,反而拂了好友的脸面,愤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种毅然决然的抗争态度虽然保住了他的自尊与名节,但他也由此惹祸上身,并最终死在了司马昭的屠刀之下。

回味历史,每逢乱世,社会便不乏归隐之士。而他们之所以选择隐逸,一方面是想远离社会纷争与杀戮,避祸保身,当然也有人是为了韬光养晦;另一方面也是在看厌世道却无力改变社会现状、无法实现生命价值的悲痛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他们企求以这种不问世事、淡泊无为的生存方式来求得一方净土,但残酷的社会现实甚至连这点机会都不给,一步步把他们逼到了痛苦的深渊,他们终究逃不脱在位统治者的掌控。而从他们的避世情怀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我们也可以看出,魏晋士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主体角度、从自身个性去探求人的生存发展的意义,而且他们不是单纯地探究人怎样适应社会,而是探究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也反映出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对自我人格的关照。

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_国学教育

三、从任诞篇看魏晋士人决绝的生命抗争

魏晋士人的狂傲任诞、落拓不羁不仅仅是一种风度,更是他们向假礼教和黑暗现实发出的愤激反抗。他们貌似狂放失常,实则是借这种狂傲与放诞进行痛苦而坚决的抗争。任诞篇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下面举例说明:

【阮籍别嫂】。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当时的封建礼仪来说,叔嫂是不通问的。阮籍同回娘家的嫂子话别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当时的习俗,有人讥笑他,他反而振振有辞:“礼法难道是为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

【眠邻妇侧】。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阮籍到邻家美妇那里喝酒,醉了便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觉。在封建社会,男女关系是礼教之大防,为世人所不耻。可阮籍却我行我素,全然不把这放在心上,正是“坐得端,行得正,管他东南西北风”!重丧饮啖。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座,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座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体能教育籍饮啖不轰,神色自若。司马氏擅权后,提倡名教,标榜孝道。在阮籍看来,这只不过是他们借以自利的手段,是排斥打击异己的幌子,实则是对礼教的毁坏和亵渎。目睹礼教的沦落他又不好公然揭露和指责,便只好装出一副满不在乎、镇定自若而又孩童无知的样子,肆意践踏着司马氏集团的假孝道、伪礼教,看似无心,实则有意。这也是一种站在悬崖边上跳舞的举动,稍有闪失,便会跌入万丈深渊,招来杀身之祸。而渴求有名士撑门面的司马昭虽然心知肚明,却也拿阮籍的这种绰绰约约的姿态没有办法,只好为他闪烁其辞,托词掩饰。当然,这里面有阮籍自己的一份处世圆通的功劳,他不比嵇康的直面人生,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反抗姿态。但这其间的微妙,确也发人深思。

【刘伶放达】。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大白天脱得一丝不挂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他还要发一通以天地为房舍,以房舍为裤子的议论,责怪别人进入他的裤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其荒唐、任诞确实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任诞篇虽然大量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许多荒唐可笑之举,但也如实地反映出了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如:

【阮籍抑子】。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阮籍之子阮浑也想学父亲的样子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却遭到了阮籍的训斥:“卿不得复尔!”即:你不要再学我的样子了。可见,对于自己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举动,他是不推崇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酒浇垒块。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一代枭雄曹操也说过:“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在文人那里,既是个性潇洒的表现,又是借以浇愁、聊以自慰的方式。而在阮籍这里,饮酒显然已不只是一种时尚,而是成为了他抒发现实生活中所有的苦闷、不快和抑郁不平之气的寄托。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魏晋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同时又是知识分子自身使然。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忧患意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关心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而作为社会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精英分子,他们又普遍存在着能力的自信、才情的自豪和人格的自尊。他们忧国忧民忧天下,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他们也都曾有过济世之志和建功立业的渴望,希望通过救济苍生、匡扶社稷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但现实和理想总是相距甚远,他们不只是在现实中徘徊、碰壁,魏晋时期社会现实的黑暗、不公和权利斗争的尖锐、残酷使他们倍受压抑和打击,他们经常被无端卷进政治斗争中,成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他们的理想、价值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受挫:理想抱负不能自由施展,人生价值也得不到实现,甚至成为泡影。他们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中失落、迷惘、痛苦、彷徨,其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于是,这些对自身生命尚且无从预卜的士子们不得不返回头来重新思考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新的探寻中不免有些偏激,但也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他们对个体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和体验:知识分子内圣的个体修养逐渐超越了外王的社会功业;无法自由驰骋社会理想的他们便以一种独有的姿态向他们想反抗又反抗不了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消极抗议,希望能够借此敲响统治者头上的警钟;他们又在这种自我陶醉和自我麻醉的放纵任情中向社会传达着他们的不满;他们以放逐自我来反抗强权政治的社会现实。这其中的悲苦、辛酸、无奈,又怎是一个愁字了得!

原文作者:韩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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